中国考古学缺乏学术史写作，迄今为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比照一下全球考古学史（或者被国内学人割裂地称为“西方考古学史”）的写作的话，就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差距。考古学史的写作有三种样式（其实，这一分野也存在于众多其他学科之中）：通盘的编年史、专题演进史和整体思想史。通盘的编年史以丹尼尔Glen Daniel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50 Years of Archaeology为典范。丹尼尔文笔优雅，取舍得当，去芜就精，娓娓道来，能在不算大的篇幅里基本覆盖旧大陆考古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进展也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这本书一直是全球各地大学中教授考古学史的基本教材。莫润先先生翻译的中文本也算非常道地了。专题演进史不太好写，我最推崇的是T. G. H. James编辑的《发掘埃及：埃及探险协会一世纪》Excavating in Egypt: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882-1982。这种写作需要有大关怀，也要有小细节。比如，写作埃及探险协会，如果只是汲汲于自家，不顾及当时同在埃及的法国、德国学人，不仅歪曲史实，也在抹杀自身传统在激烈的思想和学术交锋中一路走来的光荣。而写作过程中，总得分辨出Petrie与Gardiner、Davis以及Maspero的不同吧，总不能个个大师都是一副面孔吧──说实话，上面几位真的是风格各异，但是，到中国学术史写作中，好像没有哪位大师不是一心向学、矢志不渝、勤奋努力、高风亮节的。而整体的思想史以崔格尔Bruce 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为代表。这本书所表达的视角其实在别的学科早已出现，但是对于考古学来说还是头一遭。如果考古学不是个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小圈子，也算是一个学科──不论是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学科的话，它的发展一定是在统摄整个学科分野的范式下实现的。

而目前在中国考古学中，三个层面上的考古学史典范之作都没有出现。如果说思想史著述还为时尚早的话，编年史和专题史应该是当务之急了。不过在专题史上，陈星灿和马思中Magnus Fiskesjo合作的《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是本值得称道的著述。

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理当按照第一种样式写作，事实上，作者的意图也是如此。但是，这是一本写作努力但是很不成功的作品。卫氏出身清华国学研究所，行为怪僻，与同门之间似无甚亲密者，傅振伦称卫聚贤曾有“卫大法师”绰号；虽然曾经主持南京附近的栖霞山和鸡鸣寺的调查和发掘，但是卫氏显然与考古学中的南北两派都不搭界，而且卫氏也未曾一直留在学术机构，此点类似史语所的吴金鼎、李景聃，职业考古学家对于此类进进出出的人物心怀芥蒂──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考古学。卫氏在1949年之后的考古学中很长时间是匿名的。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关心考古学史，而纯粹从考古学研究上看，卫氏几乎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独到见解──当然，他不乏独到见解，但多可归入怪诞一类。但是，即使是学术史也变成显学之后，卫氏仍不太被人提及，显然有些奇怪。我的这个疑问直到数年之后在Gest Library中读到卫氏离开大陆之后的写作才恍然大悟：卫氏在1949年遭遇到他自认为奇耻大辱的“私辱”，但在随后数十年中用数本书的篇幅以“公愤”的形式破口大骂。

卫氏用力甚勤，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资料收罗上可以看出来。他写作之时，大概已经搜罗了各大报纸上报道的古物发现和发掘的记录，以至于我最近在写作类似主题的文章时常常会从这本书中寻找线索。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他写作这本书时实际上供职于中央银行，则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不过，卫氏完全不懂考古学。由于不知道什么是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卫氏只能沿用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的概念，将此类以实物考证古史之事概称为考古，或者，由于孜孜于收罗资料，导致对材料缺乏应有的选择和判断，甚至依赖小报记者的判断。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或以机构分别，有中研院体系、北平研究院体系，或以地域区分，有围绕在蔡元培周围的江浙集团，但卫氏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家。身影模糊就是他的宿命呵！

可惜，由于《中国考古学史》目前尚别无分号，所以有出版社重印此书。适逢图文本风头正健，新版本的《中国考古学史》也采用了这种形式。我不得不非常沉痛地说，这批图不仅印刷质量低劣，而且几乎每帧图片都与前后文字完全无关（做到这点还真不容易），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干扰阅读的目的！

朱先生属于“故宫老人”一辈，和他经历相仿的还有王世襄、那志良、单士元、庄尚严、李霖灿等多位。如果从故宫的辈分上讲，大体属于第二代人。这些人多是年轻时入宫，亲眼目睹了故宫从皇家宫院转变成为公共博物馆的过程，他们小心翼翼地陪侍过武英殿、文化殿、午门城楼上的各位鉴定委员，也因此偷师不少，更习得不少掌故；正当年壮之时，他们随着国宝颠沛流离，历经艰险，直至最后天各一方；他们的晚年又都经历了不同的重整国宝、再作冯妇的振兴计划。依其经历而言，这批“故宫老人”本身已算是“国宝”，其经历不可复制，其学识大概也不可复制了。不过，虽然每位“故宫老人”都有专业文字至今可见，但却不是都有自传流传于世的，庄尚严、李霖灿、唐兰、刘九庵等都无此类写作，斯人斯史，已烟消云散。幸好还有朱先生《故宫退食录》、王先生《锦灰堆》和那先生《典守故宫宝藏七十年》，且可以和前一辈故宫人马衡先生的日记相对校，算是对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个世纪的历史的保存。

在诸多故宫老人中，朱先生和王先生最接近。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都是世家子弟；入宫之处都不被看好，但是依赖勤力而终有所成；两人均治杂项，都有罕见的大家气魄，“什么叫杂项？就是你们先挑，挑剩下的我包圆啦！”；两人在漆器、牙角竹木雕刻、明清家具等项多有合作；两人都以好玩出名，学就是玩，玩就是学！两人都有学问之外的绝活，朱先生票戏到了可以粉墨登场的地步，王先生算是个合格的木匠了，不过两人都爱吃，而且真的懂得吃！两人逾老逾是一道风景：瞧瞧那老头的自行车，那是凤头！搁当年，可比今天的X5拉风多了！

朱王二先生的人生曲线到了最后一段突然分叉了。王先生突然被社会“发现”，这大概有赖于三联、《读书》和二流堂的诸位，一时冠以“玩家”乃至“国宝”的大帽子，《锦灰堆》也成畅销书。反观朱先生，基本是在平静中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朱先生的诸多文字中，《国宝》可能销量不错，但是却不能作数。这是本典型的“群策群力”的作品，老先生无非主编而已。各个条目作者水准良莠不齐，而且多数写得并无创见，有的甚至是言不及义的皮毛而已。可能写作初衷也无非是编辑个博物馆卡片式图书而已。

《中国美术全集》若干卷的概论部分值得细读，这些可以大体代表老先生们的见地。该套丛书编辑于八十年代，文物界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大型图书的编辑，而参与者在历次运动中蹉跎岁月，转眼也是耳顺之年，人生一不小心就要盖棺，而盖棺时用来定论的文字还没写出来，因此，很多老先生对于《中国美术全集》中的文字极费心思。概论文字平易，初看容易一眼略过，但是，老先生们的文字大体如此，常常在一大段浅白平易的文字之后暗藏一二机锋。时隔二十年，各卷文字除了可以补充新出材料之外，立论基本准确，无甚需要大的改动，这也可作“立言”一证。

造办处档案的整理和刊布由朱先生开了个头，仅整理出雍正一朝。不过随着他的逝去，恐怕此项工作短期内不会有人续上。

《故宫退食录》是本很好玩的书。就其内容而言，无非是朱先生一辈子最为关注的三桩事：杂项、京戏和美食。朱先生和王先生的美食文字恬淡自然，都不以珍奇为追求，显然不是眼下的美食作者那种一惊一咋，没开过大眼的小市民心态可比拟的。朱先生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做过一桩趣事──担任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历史顾问，而且还就此多次答记者问。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都忍不住大叫过瘾，忍不住琢磨老先生回答问题时那神情：以前旗人妇女哪有甩着手帕的？现在的电影里，我就没见着一个人请安不犯错的。僧王和英法联军打仗，咱士兵举着长矛冲锋，前赴后继的，是挺鼓舞爱国情绪的，但是那时候的清军已经装备火枪了啊！旗人请安，嘴里可不喊“谁谁谁吉祥！”肃顺押赴刑场，可没人扔鸡蛋！咱中国不兴扔鸡蛋，鸡蛋是得吃的！──听听，多有趣的老头！这得让现在多少用“穿越”来遮羞的影视作品面红耳臊啊！

朱先生这一辈故宫老人基本已经凋零殆尽，他们留下的空白或许很长时候都无法填补起来，或许他们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情境的产物。朱先生身后，至少有这些空白：杂项研究基本后继乏人，是否可以用物质文化研究模式替代尚未可知；造办处活计档首卷即末卷，这种泽被学人的工作不知何人愿意承继？我们得进一步忍受没见地的人为哪怕是一款稀松平常的冰淇淋而聒噪。更重要的，还有多少人为历史较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