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我对绕三灵感兴趣的契机是2007年之后的滇中和滇西世居民族的节日调查。而对世居民族的节日的兴趣又起因于我们对楚雄一带的土主庙、文昌宫等宗教建筑的调查。如果希望用景观学方法研究土著信仰，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在建筑空间中的行为──节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不单是场景，其实就是内容本身。于是，我在2007年调查不同的火把节，同时也有同学开始调查各种其他的节日。不过，我们很失望地发现，很多“传统”节日的传统性都是非常晚近界定的。我希望找个稍稍逃脱了现代诠释者的底层节日──很可能是历史上曾经背负污名的节日。

这时，绕三灵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符合我的“免受现代污染”的条件：历史上这是个被称为“风流会”的节日，政府在是否应该“开发”它的问题上显然曾经有些扭捏，道德性考虑可能让政府更坦然地选择火把节或者三月街作为复兴民族文化的入口。绕三灵是个与众不同的节日：一方面，它以“原始遗风”为名。在汉语词汇里，一旦沾上“原始遗风”，总是暧昧地指那些不羁的男女之事，从而引起登徒子的无限想象。最近十年来，中国各个民族自治地区冒出多少个“东方情人节”！这是个噱头，不过对我而言，没什么吸引力。甚至，最近这么多年的田野经历让我对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说辞抱有本能的抵制。另一方面，这是个罕见的“移动”的节日。我们习惯看到固定地点的土著节日，但是绕三灵的移动性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洱海各村的居民们各自组队，沿着固定的线路巡游。可以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妈祖巡游了。第三方面，与妈祖巡游不同的是，绕三灵不是对单一神的崇拜，而是对神的世界的崇拜，按照新近的文献的描述，绕三灵将从佛都三塔寺出发，首停仙都圣源寺，次停神都洱河祠，折返佛都，在马久邑结束。于是，行走路线和行走过程中的活动将用来构建神的世界，特别是群神的关系。第四方面，与很多宗教节日不一样的是，女性是绕三灵的主角。女性在长达三天的活动之中迸发出令人瞠目的活力，完全是在与诸神嬉笑嗔骂的氛围中度过的。而绕三灵一结束，那些女性们恢复了虔诚肃穆的表情。在这三天里，男人们要么勇敢地冲出去打情骂俏，要么就憨厚地旁观吧。

节日的调查说来也很简单。虽然平日的调查必不可少，但是，最集中的工作无非就是节日那几天。当然，群众性节日从来都不是单向度时间刻度和唯一中心地点的，理想的状况是有一个团队的人精心设计，分组调查。不过，我的绕三灵调查是独自一人的田野，这样也许需要两三个周期才能保证没有太大的缺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每个环节基本会按照同样的标准完成。

我的绕三灵田野于是自2009年开始。2009年，我提前一天住进大理古城。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被边缘化的节日。古城内外看不到任何关于绕三灵的标语、广告和公文，客栈里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只有在我的提醒下才大体知道次日即是绕三灵，但是在哪儿却不知道，而且也毫无兴趣参加。但是，我也确切地知道，节日到了。因为我已经在大理古城里看到疑似绕三灵积极分子。她们的装束非常统一──用学术的语言说吧，视觉表达特征明显。她们都带着草帽，草帽上插着小花，身上扎着彩色布条。我当即抓住机会，问她们明晨在什么地方？是否会在崇圣寺集合？她们告诉我，明晨去城隍庙吧。

古城的城隍庙很不好找，我几乎是用鼻子找到这座背街的寺庙的。这里其实是城隍和本主的合庙。一个白族老年妇女在不甚优美，甚至有点肮脏的庙前小溪前悠扬的歌声令我至今难忘。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大理城隍庙里人声鼎沸，但是仔细看过和询问之后就会发现，来这里的人不全是冲着绕三灵来的；很多人相信大理城隍在保佑功名上很灵验，痴心父母纷纷前来，尤其是在高考前夕。在城隍庙里纵情歌舞的妇女们告诉我，她们不去圣源寺了，而且明天早上去河矣城。那么，有人会在三塔那里吗？没有！

我仍然不死心，奔赴三塔而去。果然，见到了一幅与绕三灵绝无关系的场景。“佛都”、“仙都”和“神都”排列得如此整齐，为什么就不容易证实呢？事实上，越是这种排列整齐的历史表述，越难以获取证实。“整齐化”是层累地形成的古史的一个重要步骤。

庆洞圣源寺前是个巨大的市场。本来并不宽敞的弹石路两旁支起棚子，贩卖各种食物、衣物、用品等等。十五块钱一件的上海最新款衬衫，新推出的三线饮料品牌，供人合影的孔雀和动物标本，各种神奇的药水，完全就是面粉的火腿肠，砸倒八个可乐罐就能获奖的游戏，“乡亲们，对不起，我们来迟了”的激情钢管舞……。圣源寺前的市场令人绝望的漫长，背着背包的我和背着竹篓的乡亲们拥挤在一起。好不容易挤到圣源寺前，如果无视已经形成产业规模的乞丐们的话，莲池会和众多香客的虔诚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商业，低端的农贸市场层次的商业正在蚕食或者鲸吞诸神和香客的空间，神圣完全处在世俗的包围之中，并且步步退缩。

第二天，我在喜洲的魁阁等到了前一天在大理城隍庙见到的湾桥莲池会的老奶奶们。她们的娱乐精神令我难忘，而且，我知道越娱乐，越虔诚。上表、焚香、叩拜如仪。接下来的是霸王鞭舞。看到这个，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是种极具性暗示的舞蹈，不知舞者们是否也这样认为？两位持竹枝的老妇人的调子也是一唱三叹，令人回味不已。2010年的绕三灵我匆匆经过魁阁，没有见到她们，不知那两位领头的老太太是否还是健康如故？河矣城的洱河祠外也是热闹的市场，不过好在长度有限，不足一公里而已。售卖货品和前一日在庆洞圣源寺见到的一模一样，甚至我怀疑这些小贩们才是规规矩矩地绕完圣源寺，接着绕洱河祠的。这从一个特征非常明显的残疾人乞丐上可以看出来。

绕三灵的最后一天在马久邑村。和前两天相比，马久邑可以算得上冷清了，几乎没有什么外来的商贩。而这里的迎接本主是真的存在一条迎神路线的，在前两个地点基本上看不到了。村中的莲池会老太太、农闲时的男人和兴奋的儿童会奔赴村外海边，迎接金姑娘娘，然后热闹非凡地折返本主庙。很多摄影作品中的洱海地区的绕三灵巡游就是取的这个景。这里的观众也是以本村和邻村居民为主，他们对中老年妇女跳所谓白族舞蹈最感兴趣。我去年都为前来表演的洞经会深感抱歉，因为在中老年妇女的歌舞之后，围观者毫不客气地马上离场，让呆坐的我变得跟包场听洞经一样。

好了，原本流畅顺滑的表述之下原来不是一潭静水，而是暗涌迭出的。我们从来无法沿着官式陈述寻找到选题入口，当然也不期待。2010年的田野便是为了检验和完善这些假设。2010年的绕三灵田野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四月二十二日在城隍庙的活动，也许城隍庙和圣源寺并不是同一天进行的，理论上绕三灵的队伍应该是二十三日辞别城隍庙。但是，二十三日这天，我也的确看到城隍庙外一场更为正式的荐神仪式，莲池会的老太太们为河神、城隍和本主焚化新购的衣裳。圣源寺的拥堵程度比去年更为严重，但是，我非常遗憾地发现，绕三灵的宗教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去年圣源寺旁的一块空坪还是用来唱调子的，但是今年却被小贩们彻底占据了，盛装的白族男女兴冲冲地跑来，落寞地转一圈，然后掉头走掉，看起来是有些让人伤神的。圣源寺南侧有个硕大的对歌场，去年没有注意到，今年跟着人群涌去，果然，地方很大，人也很多。我走进去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想起了“对面山上的朋友，你们好吗？”唱调子的人无需号令，都是十多人自然围合起来，一小撮地活动，唱得好的，跳得欢的，自然引起众人围观。不过，煞风景的是，一个跑场子的腾格尔状歌手占据了正中心，通过喇叭等简易工具，用撕心裂肺的声音把土著们感到边边角角上休息去了。这也算是一种民族智慧吧：白族的唱调子和跳舞要从太阳西斜开始，估计“腾格尔”在阳光暴晒下撑不到那个时刻。洱河祠里碰到一位自去年的三月街开始就在各种节日场合中邂逅的西人摄影者，我们站在洱河祠中聊上几句，──有变化吗？──除了人更多，小贩更多，天更热以外，没了！

真的没有变化吗？也不是。我在城隍庙的墙上看到了一张红纸告示，写着大理古城打造绕三灵活动的安排。一旦听到“打造”，我的心也是本能地一沉。古城中的绕三灵活动安排在新建的武庙会。我曾经在2009年的三月街期间来这里旁观过一场彻夜音乐会的前三十分钟。当时我是为着洞经而来，岂料上来一个金蛇狂舞状的胖男人。武庙会被定位为“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区”。我不同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更不认为“遗产”还有机会“活态”展示，但是，对于这种努力，我还是乐观其成的。武庙会在最近一年中也确实开辟了不少展室，引入列名国家或者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在鹤庆造纸的工作室里待了一段时间，学到一个有趣的知识：所谓丽江东巴纸其实是鹤庆造的。这也对，丽江在茶马古道上其实是偏于一隅的，而鹤庆在当时应该是大理向北之后的一个地区性制造中心。武庙会当天安排的绕三灵展演还是洞经、调子之类的。上午是洞经专场，可惜来大理的人，去武庙会的人都不是为了绕三灵去的。我自城隍庙赶往武庙会，到场时洞经已经开演半个多小时了，演出的一家是我不熟悉的同仁会，仔细辨认，发现了几张熟面孔。最有趣的是，一个回头凝望的路人甲被我认出来，是南诏古乐会的一位乐师，于是我乐得在台下听一段关于同仁会的八卦。这场洞经表演太冷清，又像是我在包场一样。原本应该是上下半本各四个曲牌，但是下半本到第二个曲牌后，被人生生叫停了。虽然没有什么人关注武庙会的绕三灵展演，但是，这至少是一个信号。

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绕三灵”是个被生产的传统的话，这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不妨让我们再进一步，试图想想“绕三灵”应该有历史根基吧？那历史根基是什么？什么时候经过裁剪？历史上形成过“绕三灵”定式吗？我们可以肯定“绕三灵”的“三”绝不是数字，因为这是白语“关上览”的音译，因此“佛都”“神都”和“仙都”的三者排列肯定是有违原本意味的，那么，是什么把多个相距不算近的村子的节日联系起来的？这和水家的连续过端的模式是否有共通之处？绕三灵是庆祝什么吗？还是真的和费子智Charles Fitzgerald认为的一样只是民间狂欢？即使是狂欢，那总得有个由头吧，由头是什么？

         昨日读此条。收藏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林肯的金怀表有个“传说”，即钟表匠在其机芯背面刻有若干“秘密”文字。1906年，时年84岁的钟表匠Jonathan Dillon透露给《纽约时报》，称其曾恰恰在1861年4月13日战争爆发时修理林肯的金怀表，听闻战争爆发的消息，他在林肯怀表机芯背面刻了若干字，有“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了有所作为的政府”云云。林肯显然不知道这条秘密铭文，而这一事件被当成了“家族传说”。终于，Dillon家说服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打开了林肯的金怀表——果然有秘密铭文！不过，字句稍有差异。NPR的总结有点滑稽——有时，伟大的传言也能坐实。
　　兹录此条如下：http://americanhistory.si.edu/news/pressrelease.cfm?key=29&newskey=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