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二十年前，我上过同样叫做《考古学导论》的本科课程，是由严文明先生讲授的。严先生以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为题，娓娓道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学术和职业领域。虽然我受益于这门课程，但是却不能按照这个模式教学。这是面对考古学专业学生和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学生在这门课程上的期待和准备其实和一个误打误撞进来听课的中文系甚至物理系的学生无异。而且，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大学的课堂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尽管我们对考古学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知道，如无意外，我们将自己的终身已经托付给了这个领域。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上《考古学导论》课程的。──今天，恐怕就是考古学专业的学生也不做如是想法了吧？

其次，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课程有个现实的困难。这可能是一个历史学本科生在大学四年中唯一一次上名为“考古学”的课程，作为老师，自然而然地希望把这门课发展成为一个大拼盘：既讲方法和理论，又讲考古发现和材料分析；不仅以田野考古学为中心，还得兼顾作为前身的金石学和晚近发展的各种科技方法的运用；虽然以“满天星斗”“条条块块”为核心，但不能遗漏埃及两河甚至新大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真的曾经多次尝试看是否能这样讲考古学。结果，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几次不得不将课程终止在一个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位置。对于选课同学，我深表歉意！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课程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内容，而且，我感到应该放弃包括中国考古学在内的任何地域考古学传统。每一个地区的考古学的内容都丰富到足以花上连续好几个学期才能管中窥豹。只有在学术史、理论和方法涉及到时，才有必要介绍少数田野考古学例子──而且，必须按照个案分析的方式讲授。这样，在最近的三年里，《考古学导论》课程主要包括考古学思想史、考古学基础知识和考古学理论三个主要内容。我希望──也许，课程大纲或者培养方案上也这么说──这是培养学生逐步进入到考古学学习和研究的入门课程。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可以继续上课或者自学任何地域考古学传统。

但是，这么课程真的能培养未来的考古学从业人员吗？上过这么课程的同学真的有志于考古学研究吗？这是个不太让人坦然的问题。理论上，如果考古学教育无法连续贯通四年的话，培养未来的职业人才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还是让我们从怎样通过一两门课程就将学生带入到专业研究领域的梦想中撤离出来吧。那么，对于非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我们为什么需要考古学课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课程？

对！这就是公共考古学！考古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考古不是故纸堆学术，也不是刨坟行业，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喜欢考古，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考古发掘直播，会买《众神之车》这样的书，会乐于看《鉴宝》这样的节目，会神化或者贬低考古学家，乐于到各种各样的“历史名胜”地度假，也会关心为什么会有秦始皇兵马俑，也会好奇墓葬之中是否如同《古墓丽影》描绘的一样。他们会热衷于讨论自己家乡的历史名人，往往需要以古迹古物为证，也乐于看到自己的家乡是尧舜故里，甚至连夜郎故国或者西门庆家乡也不嫌弃，他们熟知，同时也宣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切才是一个普通大学生会关心的考古啊！甚至，考古学专业人士也可以以此来认识他人眼中的自己啊！

公共考古学在中国还缺乏一个清晰的形象。在认真思考作为学科领域的公共考古学之前，我也和很多人一样，以为公共考古学就是宣传和普及文物考古知识，提高文物保护意识。那不是公共考古学，恰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公共考古学关注考古学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技艺”服务“社会”。换言之，公共考古学主要关注考古学家怎样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发现消失的历史，又如何解释历史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这才是我的《考古学导论》真正应该讲授的！不仅仅面对历史系学生，而且会在春季以《公共考古学》的名目面对全校同学。

好了，回到那位好学的同学吧。该怎么准备上这么课呢？至少有四本书帮助你去认识考古学家是怎样工作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一本由两位知名学者Collin Renfrew和Paul Bahn编辑的享誉全球的考古学入门教材，里面详细讲述了考古学家的各种“技艺”。而《发现我们的过去》可以算是前者的美国版。新旧大陆的考古学传统不尽相同，因此，两书各有千秋。Paul Bahn应著名的VSI书系的邀请，写了一个生动有趣的考古学入门介绍，其中文版即是《现代学术入门：考古学》。最后，值得推荐的是中文版刚刚出版的《骗局、神话与奥秘：考古学中的科学与伪科学》。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变化！

为什么这间博物馆的陈列如此落后于时代？我询问过印度的同事。据闻，陈列大纲的修改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么多年来，也有不少次机会讨论新的陈列方案。不过，几乎每个细节都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每次讨论都是旷日持久的，拖到最后就偃旗息鼓了。这种说法听起来似曾相识。很多人以类似的例子批判印度式“民主”，称之为无事不议，议而不决。国家博物馆陈列看起来好像印证了这一说法。我很好奇，印度同行们会不会很反感这样的“民主”，做什么事情都束手束脚的；在这种人人都有话事权的情况下，很多事情都只能以最平庸的结果划上句号。不过，我却得到一个很意外的答案，他们居然颇能接受，认为议而不决的危害远不及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独断权力造成的恶果。博物馆陈列陈腐落后固然不好，但是如果朝三暮四地修改，受损害的就不单单是博物馆了。我突然想起，在中国的博物馆中，没有经历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拨乱反正”的展品还真不多。但是，这样的制度会不会导致由于众口难调，而什么事情都没法做呢？这个问题本身不难回答，因为有事实为证：虽然印度国家博物馆脱胎于殖民地时代的考古调查局，但是，现今的展览已经毫不含糊地将殖民主义痕迹清理得干干净净。这反映了独立后的印度各个阶层的共识。岂止是在博物馆中，印度社会生活几乎很难找到所谓殖民地怀旧情绪的表现。倒是我提出这个问题让印度同事感到非常意外，问我为什么不相信在民主规则下可能达成共识？

自从近百年前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德先生”常常表现成为一种斗争策略甚至口号。也许就是由于这种策略化或者口号化，让我们对它产生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想象。印度的例子倒是有趣地说明，民主其实是一套需要我们煞有介事地参与的游戏规则，人人都得以均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不赋予任何人以预设的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力，也不会为这种凌驾的权力的任何行为买单。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中，固然没有酣畅行事的快感，但是也避免了屡屡改弦更张的尴尬。

（全文见2010年6月17日《南方周末》之《自由谈》）

布朗利埠博物馆

　　从历史上的国王到现在的总统，几乎每个曾经统驭过法国的人都尝试在巴黎留下他们的印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成功了。和建筑、街道、桥梁的名称相比，公用设施的名称传播最远，保留最久，因此也最受那些要在历史上留名的人们的青睐。大革命之后，最雄心勃勃的人把自己的身后之名托付给了巴黎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六的国王们应该感谢大革命时代的英雄们，因为后者最终采纳的化昔日宫禁为公众博物馆的伟大决策使那些被扫地出门的国王们以另外一种姿态潜回卢浮宫、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蓬皮杜总统通过1977年竣工的法国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而永远被人记住。密特朗总统稍稍回避了博物馆，转而在图书馆和歌剧院中寻找机会，最终将自己的名字和1997年竣工的由四本撑开的书本一样的硕大建筑构成的国家图书馆联系在一起。问题摆到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面前，他将给巴黎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
　　如果熟悉巴黎的博物馆格局，也熟悉希拉克的艺术倾向的话，这个答案不难猜。在巴黎最著名的博物馆名单上，有名列世界六大博物馆，集早期文明、古典和文艺复兴艺术之大成的卢浮宫，有以印象派绘画和十九、二十世纪艺术为主要特色的奥赛美术馆，有作为现代艺术圣地的蓬皮杜中心。西方艺术脉络已经无一遗漏地得到展示，如果希拉克希望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西方主流艺术之外寻找契机了。而希拉克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非西方艺术的忠实拥趸。在几次访华中，博物馆参观都不是官式安排，而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上海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都曾是他最向往的目的地。他对东方的兴趣是在巴黎最主要的以东亚艺术为收藏对象的吉美美术馆（Musee Guimet）中培养起来的。博物馆的很多人至今还津津乐道的是，1996年春天，卢浮学院的学生们在吉美美术馆有场关于日本绳文文化的讲座，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希拉克突然坐在演讲厅的听众席上，不仅听完讲座，还积极举手要求发言，畅谈他对东方艺术的见解！不过，对于艺术之都巴黎而言，博物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巴黎的国立和市立博物馆多达三十余家，此外还有上百家私人博物馆。巴黎市内可以建造博物馆的公共用地所剩无几。即使是总统，提出兴建一个新博物馆的建议也是不无压力的。而且，希拉克热衷于非西方艺术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给他的选举也带来过不大不小的麻烦，很多人甚至怀疑如此痴迷东方文化的人能不能理解现代法国社会和民众的真正吁求。不过，希拉克对非西方艺术的喜好也不乏政治深意。巴黎街头见到的有色人种越来越多，法国的人口比例关系已经悄悄发生改变，那些之前在博物馆中没有得到恰当表现的族群越来越关心他们自身的文化记忆。作为国家政权的法国也面临了反思殖民时代和殖民地的本土文化的责任。担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一直希望有所动作，但是无奈市长权力有限，而且他还需要强有力的支持。
　　另一个雅克，雅克•科尔沙什（Jacques Kerchache）出现了。他是希拉克的艺术顾问，也是自希拉克巴黎市长时代以来的密友。科尔沙什是个著名的非洲艺术收藏家，也是法国社会中非西方艺术的积极吹鼓手。他对希拉克影响巨大，希拉克对此一点儿也不讳言。他们相识于希拉克的巴黎市长任期上。不少版本的故事传说两人初次见面时，希拉克说，“我读过你的书，还买了五十本送朋友呢！”在博物馆和收藏圈中，科尔沙什是个争议很大的传奇人物。他激情澎湃而又坚定执着，很多人称之为“现代堂•吉诃德”，常常做些在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他更倾向于自视为法国版印第安•琼斯。他过于执着于非洲艺术，也因此在藏品收集上留下不少值得后人诟病的把柄，他甚至因为涉嫌盗掘古物而在非洲蹲过监狱。在谈论他的至爱收藏时，他也曾经口不择言，宣称盗掘和走私也是抢救和保护文物的一种手段，以至于巴黎《解放报》的记者辛辣地挪揄，“在这个本就算不上纯洁的行业里，他所干的事都足够判处绞刑了。”但是，在巴黎保管和陈列非西方艺术上，科尔沙什一直是希拉克的精神导师。他促成了1994年巴黎小皇宫泰诺展（Taino Exhibition），1996年建立布朗利埠博物馆的决议和2000年展示非西方艺术的卢浮宫新翼的开放，不过，他没有等到2006年布朗利埠博物馆的开馆，在2001年就去世了。他的名字至今保留在景观极佳的布朗利埠博物馆研究中心，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两个雅克从认识起就一拍即合，一唱一和地倡导在巴黎的博物馆世界里为非西方艺术，尤其是长期遭贬抑的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寻找一个公平展示的舞台。他们的努力促成了泰诺展。等到1995年，希拉克进驻爱丽舍宫后，他们的目标原本是让非西方艺术回到卢浮宫，但最终却导致了布朗利埠博物馆的出现。希拉克提出，卢浮宫也应该展出来自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艺术家的艺术，他们应该享有与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分庭抗礼的机会！不过，这个率性的主意让卢浮宫惊魂未定，本能地反弹起来。科尔沙什倾尽心血的包含了百余件非西方艺术精品的卢浮宫新翼在2000年开幕时，卢浮宫的指示牌上完全没有标明新翼的位置，卢浮宫馆长罗森博格甚至拒绝在开幕式邀请信上签署他的名字。卢浮宫的抵制态度迫使雅克们另觅他径。
　　

外观之一

历史给了两位雅克一个契机。埃菲尔铁塔之下，还有巴黎中心地带的最后一块公共设施空地，1995年初试受挫的希拉克在第二年就决定在这里兴建一个全新的博物馆。这块地西起和埃菲尔铁塔仅有一区之隔的布尔多内大道（Avenue de la Bourdonnais），东至阿尔玛桥（Pont de Alma），因为塞纳河在这里拐了弯，因此，预留空地大体呈扇形。设计任务交给了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因为这是个明白无误地挑战传统西方审美观，给长期以来被贬抑的非洲艺术和太平洋地区艺术正名的博物馆，设计师需要通过建筑传递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和谐感，而这不是中规中矩的西方建筑样式所能表达的。“和谐”也是这间博物馆的立馆基础：保留那些长期以来被压抑、被扭曲、被取消的声音，让非西方的价值观能够和西方主流价值馆和平共处。到2006年，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建筑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它所引起的争议迄今并没有消弭，而是像经历了发酵一样，扩散得越来越大。历史上，巴黎从来不缺乏标新立异的建筑，埃菲尔铁塔、蓬皮杜中心、密特朗国家图书馆都曾经激起如潮般的赞誉和恶评，现在，轮到让•努维尔的“诺亚方舟”了。这个博物馆建筑由四个部分组成，主体展厅部分搭建在密集的粗大的支柱上，而挑空层则做成一个极具特色的小规模植物园。主体建筑为了保持和塞纳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布朗利埠路之间的同步，外墙也略有弧度，从空中俯视确实像一艘巨轮。靠塞纳河一面的墙面上突出很多大大小小的方盒结构，在功能上，这是内部向外挑出的一个个小型封闭展厅空间，而在外看来，这些涂抹了鲜艳的红、黄、蓝色的方块极大地改善了外墙的视觉效果。对于这座时尚的钢构建筑来说，如何实现与周临建筑的“和谐”是个不小的难题。建筑设计师把这个问题扔给了环境设计师。环境设计师的工作成了整个博物馆设计的点睛之笔。以至于在开馆两年之后，布朗利博物馆的同事在向我展示博物馆时，不辞辛劳地上攀下跳，环绕整座庞然大物一周，得意地一一道出设计之妙。由于“诺亚方舟”无论在建筑形式还是色调上都与周遭建筑格格不入，环境设计师除了在临河建立起数段透明玻璃隔离墙之外，最重要的是将博物馆的高达10米的挑空层改造成为一个体现生物多样性观念的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初看起来稍嫌杂乱，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保留的植物物种极其丰富。这里既种植了大量的不知名的陆地植物，也有一汪小池和连带的湿地，呈现出湿地生态环境特征，甚至还有两块不同的沙地，分别培育来自澳大利亚和非洲的不同沙地植物。布朗利埠博物馆环境设计的另一个亮点是植物园旁的一栋独立建筑的外墙。由于紧邻马路，墙面采用了稍微保守的形态，但是在外墙表面搭起了一个巨大的钢架，任由数千种攀沿类和蕨类植物爬满了整面墙体。“注意！它们都是水基栽培的！”同事们不无得意地提醒。博物馆的环境设计就是一篇生物多样性宣言！地面呈现出的深深浅浅的绿色与周围的环境连成一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对几步之遥的埃菲尔铁塔下整齐划一、单调整齐的人工草坪的不屑。
　　

外观之二

沿着生物多样性园地中的一条小径，就可以进入博物馆的陈列空间。这里应该算是文化多样性的乐土。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原先设在一河之隔的夏佑宫的人类学博物馆和不久前关闭的非洲和大洋洲艺术馆，总数在30万件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这里陈列设计的理念一如大楼主体设计一样的前卫。博物馆的同事们试图揉合博物馆的保管和陈列两个主要功能。首先，这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开放库房。博物馆展厅里有个好几层楼高的透明圆柱体空间，里面也密密麻麻地垒着很多层器物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乐器都排列在这里，让人一览无余。其次，展厅里面采用了开放空间的方式。除了几条引向不同方向的展区的甬道外，博物馆展厅里面很少见到分割空间的固定墙体。永久性展柜也不多见。这让以后可能的重新布展的工作强度降低不少。但是，博物馆这样做可能更有深意。因为目前展厅中能够摆放的展品不过是三五千件，不过是现有馆藏的百分之一，博物馆计划的展品更换周期大约在三到五年，更换频率高于一般的博物馆，这是博物馆的“寓藏于展”的策略。不过，这样就要求整个展厅都要达到一般库房的保存条件。因此，整个博物馆内灯光仅仅集中在展品上，其余的地方都很昏暗。一个始料不及的好处是游客几乎无法拍成任何清晰的展厅内景照片，禁止拍摄的禁令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内景

　　布朗利埠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不以数量取胜，但收藏质量令人难忘。从本质上讲，这是间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历史悠久的吉美美术馆已经分流了中国书画、雕塑和工艺美术，这里基本以原本未被纳入“艺术”范畴的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收藏对象。展厅里可以看到的只是极少的部分，但是已经足够让人咋舌了，这里有欧洲最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收藏之一和海外最大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收藏之一。在中国展厅里，还有个狭窄的空间里模仿放映皮影戏。展厅里没有出现任何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是在博物馆的网站上却登出了一部分，据说在库房里还有亟待整理的数量庞大的老照片。布朗利埠博物馆还有一项独特资源：人类学家们拍摄的人类学短片。在博物馆里随处可见触摸式电脑上，观众可以接触到大量罕见的资源。博物馆同事曾经展示性地向我介绍馆藏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资料，几个按键下来，居然调出已经迁徙到泰国的壮人追述祖宗迁徙的歌谣！令人惊叹不已。因为，这样的史诗咏唱在中国西南一带几乎已经绝迹了。
　　虽然开馆不足三年，布朗利埠博物馆已经跻身巴黎最著名的博物馆之列，和卢浮宫、奥赛、蓬皮杜并驾齐驱了。这间博物馆得名于塞纳河上一个已经消失的古码头。显然，这个稍显轻率的命名方式留给观众太多遐想的空间：既然是权宜之计，那它什么时候更名为希拉克博物馆呢？

         昨日读此条。收藏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林肯的金怀表有个“传说”，即钟表匠在其机芯背面刻有若干“秘密”文字。1906年，时年84岁的钟表匠Jonathan Dillon透露给《纽约时报》，称其曾恰恰在1861年4月13日战争爆发时修理林肯的金怀表，听闻战争爆发的消息，他在林肯怀表机芯背面刻了若干字，有“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了有所作为的政府”云云。林肯显然不知道这条秘密铭文，而这一事件被当成了“家族传说”。终于，Dillon家说服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打开了林肯的金怀表——果然有秘密铭文！不过，字句稍有差异。NPR的总结有点滑稽——有时，伟大的传言也能坐实。
　　兹录此条如下：http://americanhistory.si.edu/news/pressrelease.cfm?key=29&newskey=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