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完全仰仗黎塞留这位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将法国带到君主制的巅峰，填补了哈布斯堡王朝势力萎缩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空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不过是坐享其成，承继黎塞留余绪而已。在巴黎，黎塞留无处不见，甚至在他已经去世了三百年后，他仍然顽强而鲜活地出现在巴黎的文化地图上，法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和全世界的艺术作品中！

黎塞留（1585-1642）在法国历史上至今仍然是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谜团。他活了不足60岁，这在十七世纪也不算短寿，何况他早早地就登上了政治舞台，活跃在聚光灯下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了。黎塞留不过出身于次等贵族，但很快能跻身最上层社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父亲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已经先后赢得了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青睐。而且，长期以来，黎塞留家族已经占据了吕松地区主教一职，视其为家族产业。原本家族属意的黎塞留的兄长无法继承主教职位，黎塞留父母只好匆匆忙忙地把黎塞留推向神学。幼年的黎塞留即以聪颖好学闻名，很快他就成为一名颇有素养的教士。另一方面，年轻的黎塞留在政坛上初试啼声时，得到了路易十三的摄政母后玛丽埃·美第奇的支持。黎塞留和美第奇之间的分分合合后来成为很多小说和戏剧的原始素材。黎塞留天赋聪颖，二十多岁时就继任吕松主教，随后进入政界，到1622年成为红衣主教。从1624年起，他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一直保留了这个职位，直到他去世前才传给密友马扎琳大主教（Cardinal Mazarin）。

黎塞留的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曾经经历过包括著名的愚人日事件的风波，但是，他完全拥有路易十三的信任。两人最初的关系也不融洽，甚至在1617年，黎塞留还遭受过路易十三的放逐。好在不久之后，他就重新回到权力中枢，并且一直维持到死去。路易十三本是个平庸的君主，因此有个有雄才大略的首相自然不错，两人终身也相安无事。不过，做个允许强悍的首相存在的君主并不容易。因此，很多历史学家幡然醒悟，开始认为其实路易十三也许不像他显得那样孱弱──至少，长期生活在母亲阴影之下，兄弟失和的他能为了保全黎塞留不惜和王室反目，这可是让人大掉眼镜的啊！这也引起对君臣两人关系的不少猜测，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弥。黎塞留也没有辜负路易十三的信任，在他执掌法国政权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在国内，他强化了国王的世俗权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惜损害作为红衣大主教的自己的宗教权力。当然，他也因此开罪了梵蒂冈，双方摩擦不断。而在国外，通过三十年战争，他有效地消除了法国两侧的压力，并且为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心做好了准备。

历来的法国掌权者试图想要不朽，就需要在通过文化和艺术留名。黎塞留也不例外。何况他并不是做做表面文章，附庸风雅而已，在法国文化史上，黎塞留一直以对文学和艺术的慷慨赞助著称。和他的政治形象一样，黎塞流是个雄心勃勃的文化形象。让我们去看看无处不在的黎塞留吧！

黎塞留的肖像还在世间流传。不过，最广为人知的一幅收藏在英国伦敦国家画廊。这是由菲利普·尚泊涅（Philippe de Champaigne）绘制的黎塞留肖像。我们对黎塞留的印象就停留在这幅肖像上。画家尚泊涅是鲁本斯之后最著名的肖像画家。他出生于布鲁塞尔，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早年时光。1621年迁往巴黎寻找主顾，在几经转折之后，从王太后美第奇、国王路易十三到黎塞留都成为尚泊涅的主顾。尤其是黎塞留，不仅让尚泊涅绘制了自己的肖像，也将府邸之中的壁画，索邦的穹顶都委托给他。在这幅著名的黎塞留画像中，黎塞留无论在身体状况，还是政治状况上都处在顶峰状态。他身着枢机主教的红袍，站立在暗淡的背景下，左手挽起枢机主教的袍裾，右手持红衣主教的帽子。黎塞留的脸向左侧转，偏向观众。背景上大部分是幕布帘，但是左侧掀起的一角露出院落的廊柱。这是幅典型的鲁本斯风格画作，背景幕布和院落一角形成鲜明对比，黎塞留的大面积主教红袍和冷峻苍白的脸形成对比。他的脸上流露出糅杂了聪慧、严峻和超然的神情，也成为西方文明史上的标准黎塞留表情。黎塞留肖像之中用了大面积的深红色，既是写实，也有象征意味，后来的艺术史研究都将这种红色称之为富贵红风格，贵气压迫得人不敢大口出气！

尚泊涅还绘制了众多其他场合下的黎塞留，甚至包括弥留之际。黎塞留一生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频繁发烧记录让医疗史学者怀疑他实际上终生患有疟疾。而当时巴黎流行放血疗法，这对黎塞留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黎塞留临终之前，已经被人搬到棺床之上，尚泊涅绘制了最后一张黎塞留肖像。肖像之中，黎塞留面容瘦削，苍白无神，但是那一撇小胡子依然如旧。黎塞留死后，他的尸体做了处理，以便永久保存，供后世瞻仰。他的面模也被取下来，一直保存在他的侄儿已经后来的继承人手上，不时拿出来供文学之士观看。直到拿破仑三世时代，皇帝苦口婆心地劝说黎塞留的后人，称黎塞留的“脸”也是整个法国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啊！才得以收归国有。

黎塞留更为出名的形象保留在文学作品之中。即使对于法国历史知之不多，世界各地的小说读者也有可能通过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名作《三个火枪手》知道这位著名的宰相。可惜的是，大仲马雄心勃勃地宣称，“历史是我悬挂小说的钉子”，因此，《三个火枪手》里，黎塞留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反派，阴险狡诈，极度自私。这与历史上真实的黎塞留还真不一样。黎塞留在世之时其实广交文学之士，甚至支持了当时还被人视为下贱的戏剧表演。

既然有人抹黑，当然也有人粉饰。后世的作家们至少也为黎塞留铸制了两条金句。英国剧作家Edward Bulwer-Lytton在1839年的戏剧《黎塞流》的第二幕中，为黎塞流制造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原文是，

“真的。

在真正的强人眼中，笔胜于剑！

大祭司的权杖在手也无足重轻，

而大师的巫术却足以麻痹凯撒

让喧嚣的大地顿时无声无息

拿走宝剑吧！

救国从不依赖于斯！”

“笔胜于剑”一语盖追溯于此。不过，黎塞留好像本人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而另一句则是后人用来描述他的政治生涯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的。1630年，王太后美第奇和权相黎塞留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王太后选择了愚人日摊牌，当天王太后和黎塞留前往王宫，觐见路易十三，王太后要求国王罢黜黎塞留。国王没有当场作出决定，双方退出。但是，王太后居住的卢森堡宫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通宵庆祝黎塞留倒台。谁也不知道这个夜晚发生了什么，只是第二天早上，从王宫里传来了惊天大逆转的消息，路易十三力挺黎塞留，遭到流放的是王太后美第奇！在戏剧之中，“那是个雷电交加之夜”即指这个细节已经湮没在历史记忆之中的夜晚。

而超出文学作品，黎塞留至少给巴黎、或者法国乃至整个法语世界留下了三处遗产，一是创办了索邦大学，这里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巴黎第四大学。黎塞留曾经派遣各路线人，搜集多达6000卷手稿，原本存放在自己的图书馆中，在他死后，依照遗嘱捐赠给索邦，而且他的遗产继承人有义务为这批手稿的保存和面向“学者”开放提供全额资助。黎塞留对索邦确实情有独钟。他的灵柩一直保存在索邦教堂之中，只是在大革命时代短暂地被搬出来过。至今，在索邦的大楼外的花园里还有黎塞留的青铜坐像。大学之中常常都有这样的“都市传说”，索邦也不例外：学生们都风传，考试之前应该去摸摸黎塞留铜像的脚，祈求交上好运。其次是法兰西学术院的成立。1635年，黎塞留成立法兰西学术院，作为捍卫和弘扬法语文化和艺术的最高学术殿堂。从黎塞留时代开始，法兰西学院仅设40个席位，绝不扩容。能否跻身法兰西学院除了足以代表法语写作的成就外，运气和寿命也很重要。而最后一个留名则和黎塞留本人无关。黎塞留的主教府邸就在卢浮宫北侧外的一大片建筑之中。1720年，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将凡尔赛的皇家图书馆迁回巴黎，黎塞留的故居正好符合这个用途。长期以来，法国国家图书馆即在黎塞留故居里，直到密特朗时代，酷似四本黑色大书的新法国国家图书馆建成之后，国家图书馆主体迁至此地。黎塞留府邸仅仅是古籍善本的保存地。当然，国家图书馆旧馆已是历史建筑，因此，也不乏仅仅出于历史怀旧感而来参观之人。黎塞留府邸的首层也被辟为国家图书馆的博物馆。

每趟1号线地铁呼啸而来时，站台上就会周期性地热闹起来，各种肤色的人群涌动，各种语言在地铁站台内局促的空间里交织回响。绝大多数人的方向是一致的，缓缓地流向最靠近卢浮宫国家美术馆的出口。各种旅行指南上会指导在卢浮宫中滞留了五六个小时的游客们走出玻璃金字塔之后，向西穿过小凯旋门进入杜尚丽花园。对于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博物馆的游客来说，这不失为不错的建议。也有导游或者旅行指南指示游客们走过已经引起审美疲劳的宫廷内庭，穿过北门，到达著名的里沃里大街（rue de Rivoli）。这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蜂拥而至的游客对巴黎的浮光掠影的探索大体止步于这条街道。里沃里大街其实是条热闹的商业街，各色店铺林立，尤其是食肆和化妆品店。越过里沃里大街，与卢浮宫北门外隔街相望的是一个小小的广场，但是却有着气度不凡的名称──皇家广场。广场的北端开始，出现连续成片的深宅大院，街道上也冷清下来。卢浮宫以外的皇家？谁有这么大的气魄？──只有一个人。他和这片地区一样，尊贵而冷峻。他就是路易十三时代的首相兼红衣主教黎塞流（Cardinal-Duc de Richelieu）。这里曾经是声名显赫的权相黎塞留的府邸。现在这条街道还有国会、文化部等政府机构，以及我要拜访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旧馆。

一度，我也常常在卢浮宫地铁站下车，但是从皇家广场出口走上地面。这里有着和卢浮宫出口截然不同的气质。清冷的空气里还弥漫着黎塞流的气息。是的，主教大人──我来了。

真正让我对绕三灵感兴趣的契机是2007年之后的滇中和滇西世居民族的节日调查。而对世居民族的节日的兴趣又起因于我们对楚雄一带的土主庙、文昌宫等宗教建筑的调查。如果希望用景观学方法研究土著信仰，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在建筑空间中的行为──节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不单是场景，其实就是内容本身。于是，我在2007年调查不同的火把节，同时也有同学开始调查各种其他的节日。不过，我们很失望地发现，很多“传统”节日的传统性都是非常晚近界定的。我希望找个稍稍逃脱了现代诠释者的底层节日──很可能是历史上曾经背负污名的节日。

这时，绕三灵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符合我的“免受现代污染”的条件：历史上这是个被称为“风流会”的节日，政府在是否应该“开发”它的问题上显然曾经有些扭捏，道德性考虑可能让政府更坦然地选择火把节或者三月街作为复兴民族文化的入口。绕三灵是个与众不同的节日：一方面，它以“原始遗风”为名。在汉语词汇里，一旦沾上“原始遗风”，总是暧昧地指那些不羁的男女之事，从而引起登徒子的无限想象。最近十年来，中国各个民族自治地区冒出多少个“东方情人节”！这是个噱头，不过对我而言，没什么吸引力。甚至，最近这么多年的田野经历让我对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说辞抱有本能的抵制。另一方面，这是个罕见的“移动”的节日。我们习惯看到固定地点的土著节日，但是绕三灵的移动性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洱海各村的居民们各自组队，沿着固定的线路巡游。可以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妈祖巡游了。第三方面，与妈祖巡游不同的是，绕三灵不是对单一神的崇拜，而是对神的世界的崇拜，按照新近的文献的描述，绕三灵将从佛都三塔寺出发，首停仙都圣源寺，次停神都洱河祠，折返佛都，在马久邑结束。于是，行走路线和行走过程中的活动将用来构建神的世界，特别是群神的关系。第四方面，与很多宗教节日不一样的是，女性是绕三灵的主角。女性在长达三天的活动之中迸发出令人瞠目的活力，完全是在与诸神嬉笑嗔骂的氛围中度过的。而绕三灵一结束，那些女性们恢复了虔诚肃穆的表情。在这三天里，男人们要么勇敢地冲出去打情骂俏，要么就憨厚地旁观吧。

节日的调查说来也很简单。虽然平日的调查必不可少，但是，最集中的工作无非就是节日那几天。当然，群众性节日从来都不是单向度时间刻度和唯一中心地点的，理想的状况是有一个团队的人精心设计，分组调查。不过，我的绕三灵调查是独自一人的田野，这样也许需要两三个周期才能保证没有太大的缺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每个环节基本会按照同样的标准完成。

我的绕三灵田野于是自2009年开始。2009年，我提前一天住进大理古城。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被边缘化的节日。古城内外看不到任何关于绕三灵的标语、广告和公文，客栈里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只有在我的提醒下才大体知道次日即是绕三灵，但是在哪儿却不知道，而且也毫无兴趣参加。但是，我也确切地知道，节日到了。因为我已经在大理古城里看到疑似绕三灵积极分子。她们的装束非常统一──用学术的语言说吧，视觉表达特征明显。她们都带着草帽，草帽上插着小花，身上扎着彩色布条。我当即抓住机会，问她们明晨在什么地方？是否会在崇圣寺集合？她们告诉我，明晨去城隍庙吧。

古城的城隍庙很不好找，我几乎是用鼻子找到这座背街的寺庙的。这里其实是城隍和本主的合庙。一个白族老年妇女在不甚优美，甚至有点肮脏的庙前小溪前悠扬的歌声令我至今难忘。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大理城隍庙里人声鼎沸，但是仔细看过和询问之后就会发现，来这里的人不全是冲着绕三灵来的；很多人相信大理城隍在保佑功名上很灵验，痴心父母纷纷前来，尤其是在高考前夕。在城隍庙里纵情歌舞的妇女们告诉我，她们不去圣源寺了，而且明天早上去河矣城。那么，有人会在三塔那里吗？没有！

我仍然不死心，奔赴三塔而去。果然，见到了一幅与绕三灵绝无关系的场景。“佛都”、“仙都”和“神都”排列得如此整齐，为什么就不容易证实呢？事实上，越是这种排列整齐的历史表述，越难以获取证实。“整齐化”是层累地形成的古史的一个重要步骤。

庆洞圣源寺前是个巨大的市场。本来并不宽敞的弹石路两旁支起棚子，贩卖各种食物、衣物、用品等等。十五块钱一件的上海最新款衬衫，新推出的三线饮料品牌，供人合影的孔雀和动物标本，各种神奇的药水，完全就是面粉的火腿肠，砸倒八个可乐罐就能获奖的游戏，“乡亲们，对不起，我们来迟了”的激情钢管舞……。圣源寺前的市场令人绝望的漫长，背着背包的我和背着竹篓的乡亲们拥挤在一起。好不容易挤到圣源寺前，如果无视已经形成产业规模的乞丐们的话，莲池会和众多香客的虔诚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商业，低端的农贸市场层次的商业正在蚕食或者鲸吞诸神和香客的空间，神圣完全处在世俗的包围之中，并且步步退缩。

第二天，我在喜洲的魁阁等到了前一天在大理城隍庙见到的湾桥莲池会的老奶奶们。她们的娱乐精神令我难忘，而且，我知道越娱乐，越虔诚。上表、焚香、叩拜如仪。接下来的是霸王鞭舞。看到这个，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是种极具性暗示的舞蹈，不知舞者们是否也这样认为？两位持竹枝的老妇人的调子也是一唱三叹，令人回味不已。2010年的绕三灵我匆匆经过魁阁，没有见到她们，不知那两位领头的老太太是否还是健康如故？河矣城的洱河祠外也是热闹的市场，不过好在长度有限，不足一公里而已。售卖货品和前一日在庆洞圣源寺见到的一模一样，甚至我怀疑这些小贩们才是规规矩矩地绕完圣源寺，接着绕洱河祠的。这从一个特征非常明显的残疾人乞丐上可以看出来。

绕三灵的最后一天在马久邑村。和前两天相比，马久邑可以算得上冷清了，几乎没有什么外来的商贩。而这里的迎接本主是真的存在一条迎神路线的，在前两个地点基本上看不到了。村中的莲池会老太太、农闲时的男人和兴奋的儿童会奔赴村外海边，迎接金姑娘娘，然后热闹非凡地折返本主庙。很多摄影作品中的洱海地区的绕三灵巡游就是取的这个景。这里的观众也是以本村和邻村居民为主，他们对中老年妇女跳所谓白族舞蹈最感兴趣。我去年都为前来表演的洞经会深感抱歉，因为在中老年妇女的歌舞之后，围观者毫不客气地马上离场，让呆坐的我变得跟包场听洞经一样。

好了，原本流畅顺滑的表述之下原来不是一潭静水，而是暗涌迭出的。我们从来无法沿着官式陈述寻找到选题入口，当然也不期待。2010年的田野便是为了检验和完善这些假设。2010年的绕三灵田野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四月二十二日在城隍庙的活动，也许城隍庙和圣源寺并不是同一天进行的，理论上绕三灵的队伍应该是二十三日辞别城隍庙。但是，二十三日这天，我也的确看到城隍庙外一场更为正式的荐神仪式，莲池会的老太太们为河神、城隍和本主焚化新购的衣裳。圣源寺的拥堵程度比去年更为严重，但是，我非常遗憾地发现，绕三灵的宗教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去年圣源寺旁的一块空坪还是用来唱调子的，但是今年却被小贩们彻底占据了，盛装的白族男女兴冲冲地跑来，落寞地转一圈，然后掉头走掉，看起来是有些让人伤神的。圣源寺南侧有个硕大的对歌场，去年没有注意到，今年跟着人群涌去，果然，地方很大，人也很多。我走进去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想起了“对面山上的朋友，你们好吗？”唱调子的人无需号令，都是十多人自然围合起来，一小撮地活动，唱得好的，跳得欢的，自然引起众人围观。不过，煞风景的是，一个跑场子的腾格尔状歌手占据了正中心，通过喇叭等简易工具，用撕心裂肺的声音把土著们感到边边角角上休息去了。这也算是一种民族智慧吧：白族的唱调子和跳舞要从太阳西斜开始，估计“腾格尔”在阳光暴晒下撑不到那个时刻。洱河祠里碰到一位自去年的三月街开始就在各种节日场合中邂逅的西人摄影者，我们站在洱河祠中聊上几句，──有变化吗？──除了人更多，小贩更多，天更热以外，没了！

真的没有变化吗？也不是。我在城隍庙的墙上看到了一张红纸告示，写着大理古城打造绕三灵活动的安排。一旦听到“打造”，我的心也是本能地一沉。古城中的绕三灵活动安排在新建的武庙会。我曾经在2009年的三月街期间来这里旁观过一场彻夜音乐会的前三十分钟。当时我是为着洞经而来，岂料上来一个金蛇狂舞状的胖男人。武庙会被定位为“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区”。我不同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更不认为“遗产”还有机会“活态”展示，但是，对于这种努力，我还是乐观其成的。武庙会在最近一年中也确实开辟了不少展室，引入列名国家或者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在鹤庆造纸的工作室里待了一段时间，学到一个有趣的知识：所谓丽江东巴纸其实是鹤庆造的。这也对，丽江在茶马古道上其实是偏于一隅的，而鹤庆在当时应该是大理向北之后的一个地区性制造中心。武庙会当天安排的绕三灵展演还是洞经、调子之类的。上午是洞经专场，可惜来大理的人，去武庙会的人都不是为了绕三灵去的。我自城隍庙赶往武庙会，到场时洞经已经开演半个多小时了，演出的一家是我不熟悉的同仁会，仔细辨认，发现了几张熟面孔。最有趣的是，一个回头凝望的路人甲被我认出来，是南诏古乐会的一位乐师，于是我乐得在台下听一段关于同仁会的八卦。这场洞经表演太冷清，又像是我在包场一样。原本应该是上下半本各四个曲牌，但是下半本到第二个曲牌后，被人生生叫停了。虽然没有什么人关注武庙会的绕三灵展演，但是，这至少是一个信号。

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绕三灵”是个被生产的传统的话，这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不妨让我们再进一步，试图想想“绕三灵”应该有历史根基吧？那历史根基是什么？什么时候经过裁剪？历史上形成过“绕三灵”定式吗？我们可以肯定“绕三灵”的“三”绝不是数字，因为这是白语“关上览”的音译，因此“佛都”“神都”和“仙都”的三者排列肯定是有违原本意味的，那么，是什么把多个相距不算近的村子的节日联系起来的？这和水家的连续过端的模式是否有共通之处？绕三灵是庆祝什么吗？还是真的和费子智Charles Fitzgerald认为的一样只是民间狂欢？即使是狂欢，那总得有个由头吧，由头是什么？

我们很容易忽视圣彼得堡的很多数据，比如它在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排名、它的物价排名、它的城市规模排名。圣彼得堡在全世界最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中，圣彼得堡稳居前十之列，而它的物价水平也是在全球前十之列。圣彼得堡的城市规模虽在俄罗斯次于莫斯科，但是在整个欧洲也排名高居第四！不过，不用担心，只要你的口味不是太圣彼得堡值得看的地点基本集中在以涅夫斯基大街为中心的地区。即使是深度游，也是跨越涅夫斯基大街所在的涅瓦河南岸、瓦西列夫斯基和彼得格勒三个地区相毗邻的部分。这基本上是向游客展示的圣彼得堡。当然，这个地区是圣彼得堡物价最高的地区。至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访客其实是不容易进入的。

涅夫斯基大街是城市的主干道，北起东宫广场和海军部，南抵圣彼得堡火车站，但是访客一般不会走过阿尼契科夫桥，因此人头涌动的不过是大约两到三公里的距离。阿尼契科夫桥头是庞大的丹麦建筑，讲述了末代皇太后悲惨而长寿的一生的命运。这是一个年轻时代就贵为皇后的丹麦女子，思乡心切，延请家乡的建筑师设计了一组她的故国风格的建筑，以便于误把他乡当故乡。不过，二十世纪初没有给她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她目睹了丈夫和长子之死，登基之后的次子没有让她缓下一口气，革命处决了她的儿子、孙子和女婿，并最终迫使年老的她返回故土。

瓦西列夫斯基区原本是工业区和大学区，可看的内容都在临河的大学路上，施耐德中尉桥基本是一条分界线，向西并无多少可观之处，向东则经过圣彼得堡国家艺术学院、狮身人面像、缅希科夫宫殿、人类学博物馆、灯塔柱等，并可以沿着大学路一直走下去，过桥抵达彼得大帝小屋和彼得保罗城堡。

一个徒步客，只要他住在中心区内──他也只能住在这里，基本上他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徒步到这些地方──速度也不用很快。至于更远的地方，郊区的彼得霍夫和普希金则需要坐旅行社的巴士。反而是市区内稍远的地方，如萨尔莫尼教堂，则不是很方便抵达。

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导致圣彼得堡很适合徒步客，一是天气宜人，即使到了夏天，如果不走在阳光里，也不会觉得炎热。俄文中专有“向阳”“背阴”标示方向，看来不无道理。徒步客可以选择走在背阴侧──凉风徐来，不亦快哉！第二，圣彼得堡内咖啡馆众多，不愁找不到歇脚的地方，其中既有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的连锁咖啡店，也有很多别具特色的小咖啡馆。甚至，你可以拐进一家俄罗斯人的酒水食杂店，打开冰柜，拿出一支“格瓦斯”！是的，这就是我在抵达圣彼得堡第二天干的事，下午五点冲进一家小铺，──“格瓦斯在哪儿？”

圣彼得堡的出租车很多，不过外表看起来像是出租车的不多，很多身上没有任何文字，头顶没灯的车也是出租车。出租车的类型也很多，常见的包括丰田、雷诺、日产，以及奔驰和宝马。有人声称曾经看到过玛莎拉蒂也做出租车，我没有见过，但是也倾向相信。

既然没有出租车的设施，因此，一切打车活动全需议价。一般出租车司机会根据对方是否熟悉城区地理，是否熟谙俄文提出不同的价格，但是还价到三分之一是不上当受骗的底线。

在罗西酒店时，我无意间瞥了一眼酒店的宣传片，其中的贵客临门的镜头就是从酒店的出租车上迈下一支纤纤玉腿。对于初次抵达圣彼得堡的人来说，这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一般酒店的出租车要价是正常价格的一倍半到两倍，但是安全可靠。

我的圣彼得堡的血淋淋的第一课就是从机场开始的。各种书上都说，“机场上的出租车可都是老到的骗子”，于是我信心满满地问，“你打表吗？”“打表！”──天知道，他的车上装了个什么！这是我在圣彼得堡见到的唯一一个打表器。

当然，事实上这是一场有惊无险的游历。抵达机场前，入境卡上那行“概不能出现任何涂改或者污渍”的说明，让我厚着脸皮三次找空姐要入境卡，以最工整的字体填完，而且破天荒地第一次在入境卡上认认真真地填写了在圣彼得堡住宿的酒店。过境没有很多人描述的那么不堪，虽然效率一如既往地低下，但是绝无刁难，更没有传闻中的索贿。海关几乎是象征性地穿过，以致于我都忘了特别申请自己是携带笔记本电脑和相机入境的──这可是很多导游手册上谆谆教诲的啊！不过，所有的关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非常冷漠的。他们永远吝于露出美丽的牙齿，说声“欢迎来到圣彼得堡”之类的。这一点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JFK机场上，“欢迎来到美国”是见到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天黑之后不要上街！不要深入俄罗斯居民区！抵达酒店才一个小时，我就混到一家小杂货店中，要不是忌惮“俄罗斯戒律”，我都想马上挤进一家俄罗斯人酒吧。

酒店旁的罗西大道一侧是家军校。虽然每天我都路过这排漂亮的房子，但一次也不敢举起相机。

离开圣彼得堡时，我也仔仔细细地检查了行李，准备好海关的盘问：你的鱼子酱超过250毫克吗？你带了俄罗斯不允许带出境的东西吗？不过，也和很多攻略不一样，出关也是草草收场。这让人有点像一个挑灯夜读的学生没有拿到一份有难度的试卷一样有点隐隐的缺憾，真奇妙！

也许，俄罗斯也在变化。但是，“注意，这里是俄罗斯！”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像一柄悬在访客头上的剑一样，挥之不去。

圣彼得堡街景

进入俄罗斯是个复杂的过程。签证就已经将我折磨得奄奄一息。由于官方规定，我等有“单位关系”的小民也得持因公护照出境，但是，俄罗斯对中国因公和因私护照的签证规定截然不同，因私护照的签证大约最快两三天即可办好，而因公护照的签证则采取返签制，工作周期大约是两个月──显然，我以为绰绰有余的提前两个月申请出境是根本不现实的。于是，我的四月和五月初都在会议秘书处和校方之间周旋，总之，所有的讨论都显得牛头不对马嘴：每个人都慷慨激昂，每个人都在使用条件假设句式，每个人都希望事情按照自己设想的轨迹发展，但是绝不提供对方需要的任何启动条件。如果看过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的话，应该一点儿也不陌生这个场景。夹缝中的我是在最后一刻才登上飞机的。

确定行程时我才发现，中国和俄罗斯的往来是如此的稀少！飞往圣彼得堡的航班非常稀少，甚至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拒绝在开罗或者法兰克福转机的话，我就只能选择从北京直飞圣彼得堡了。这是海南航空公司的班机，每周两班。在国内众多航空公司之中，海航有着飞机最新、乘坐最舒适、服务最好著称，不过，飞圣彼得堡的飞机是我印象中最差的国际航线飞机──这让我对海航失望极了。不同航空公司订购的飞机的座位都是量身定制的。我不明白海航莫非是以瘦削的海南渔民的身材订制座椅的？偏偏这架飞机上多是吃土豆泥长大的人。因此，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旅行之中，你不是感到前排的乘客如泰山压顶，就是感到后排乘客的膝盖隔着椅背对你进行腰部按摩。

不过，这个航班的服务确实不错。我想他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一群乘客，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永无变样。我的震撼是从飞机上开始的。如果空姐不自己动手的话，没有任何人会听从什么起飞和下降之时需要调直座椅靠背的。因此，一幅奇景是下降前半小时，娇小的──尤其是和乘客相比──空姐挨个一手按下椅背调节按钮，一手扳起虎背熊腰者的椅背。也没有人会在吃饭时意识到需要调直座椅靠背。据说，俄罗斯在苏联时代的飞机甚至是不对号的，所以现在能按号就座已经不错了。当然，也有人早早地占据了飞机尾部，以左搂右抱的姿态霸占整排。

更重要的，没人会关手机！仅在我的前后两排，就有三个人怡然自得地打开手机听音乐。偶有被发现者，会被空姐制止，但是一会儿照旧打开。飞机降落在圣彼得堡普尔科夫机场时，乘客倒是很西方风格地鼓起掌来，弄得我很诧异──我还以为他们中的好多人就不想回家呢！

从进入机舱开始，我就有个印象，之后屡屡被证实：俄罗斯人已经不会微笑，尤其不会对陌生人微笑。他们对陌生人的冷漠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无论是300年来融入欧洲的努力，还是二十世纪的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试验，都在倡导另一种态度啊。五月的圣彼得堡，已经流露出初夏的热烈，但是熙熙攘攘的街上人和人之间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

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期，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冲击的圣彼得堡。

罗西酒店外景

罗西酒店内景

六月的一天，我如约来到布朗利埠博物馆。布朗利埠博物馆的员工区在诺亚方舟南侧的辅楼里。和无论在造型还是色彩上都让人过目不忘的主楼相比，这栋辅楼平淡到离奇的程度，甚至让人以为这是一座没被夷平、“变废为宝”的旧建筑。平淡的方盒形式，平淡的大玻璃窗，还有只有人类学专业人士才能看出的澳洲土著艺术家的外墙装修。一楼只是入口和前台，空间不大；一部分还分割给了博物馆附属书店和礼品店。这个平淡的表面之上其实暗潮涌动──辅楼的地下室实际上就是庞大的地下库房。数层库房里容纳了多达30万件藏品。

前台通报之后不久，Christian Hemmet出现在员工通道中。如同我曾经想像的一样，她是位干练得体、很有风度的法国职业女性。之后在布朗利埠博物馆查看彝文原始文献的过程再度证实了我的预想。

克里斯蒂和前台美女低声交涉了几句，举着一个临时出入卡过来。“我们这里实施门禁制度，没有出入卡你可能无法进入员工区。”“需要把我的护照押在前台吗？”“那倒是不必，我们相信你──如果不是同行，怎么能知道我们的收藏。”

“这张卡还有一个用处，”克里斯蒂忍不住笑了一下，一丝自傲之情流露出来，“它可以让你自由地出入展厅，不限次数，不限天数。我想你一定还没有去我们的展厅吧？我可以陪你快速地走上一圈，但是真的只能是快速地──只能大约三个小时。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愿意花上更多的时间待在里面。这张卡就能帮助你，只要你在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把卡归还到这里。”她指了一下前台。

她确实有值得自豪的充分的理由。但这是我真的在布朗利埠博物馆中待上整整一天之后才明白的。

不过，在去看展厅之前，我们还是先去看毕摩经吧。大部分毕摩经存放在地下库房里。进入电梯，克里斯蒂解释预约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我刚刚从越南回来……”

我也顺口寒暄起来，“哦？越南？我突然想起，圣诞节前，我在河内的国家民族博物馆里看到过一个正在布展的人类学摄影展，好像展品也是来自法国的。不过，当时我们来不及等到展览开始就去顺化了。”

克里斯蒂突然直视我，“是的，我就是为了那个展览去的。它刚刚结束。我就是策展人。”

说完，我们都笑出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对于那些职位空缺不多、从业人数稀少的行业来说，尤其如此。

2007年的圣诞节之前，我随着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学者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调查世界遗产。我们的行程之中计划有一天去拜访越南国家民族博物馆。这间博物馆很受我的同事们的欢迎，他们将其列为在河内最值得研究的博物馆之一。这是间比较新的博物馆，既没有历史遗留的印度支那风格建筑可供继承，也没有矗立出森严凛然的苏维埃式建筑，而是采用了相对来说更具现代感的建筑。这种国家级博物馆常常需要在国家和观众的需要之间调和、游移。宣讲民族构成和关系的国家观念是不可回避的任务，但是又怎样才能不会把观众吓跑呢？越南国家民族博物馆作出了不小的努力，看起来卓有成效。博物馆在主体建筑之外，开辟了一个民族风情园区。这实际上是一片缩微景区，将各个民族的特色建筑汇聚在一个公园之内。也许在中国，民俗文化村已经无法挑动我们渐趋麻木的神经，但是在越南，民族园还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民族风情园附属于国立博物馆，因此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结果，这里成为河内一个著名的拍摄婚纱照的地点。原本为博物馆增光添彩的民族风情园喧宾夺主，这让博物馆的馆长们既自得，又困惑，还有一丝忧虑。

博物馆主体建筑之中的展览确实相对而言冷清很多。民族博物馆的陈列设计看来应该是不久前设计的，高耸的图腾柱、纺织和编篮等模拟复原场景都在显示，在这个领域，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越南正在努力追赶世界的脚步。在所有的宣传国家意志的博物馆中，民族博物馆可能已经算是面目最温柔，那些冷冰冰的控诉话语最少的了。但是，沉稳而平庸的基调是必不可少的。

在灰色主调的展厅中逡巡时，突然我被一个展厅吸引了。一望可知，这应该是个临时展览，工人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整个展厅以红色为基调，深浅不一的红色，有的是展柜的基座，有的是墙面背板，这种颜色常常传递出一种经过刻意压抑的热情和能量瞒不过显然不是越南喜爱使用的颜色。展览的实物资料比较平淡，基本上是常见的山地民族的器具和工艺，从竹篓到腰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照片。这也是这个展览的精华。这批黑白照片太具震撼效果，尤其是展览导板上的那张。

这是一张背负儿童，含着烟斗的山地妇女的照片。她的双眼望着画面之外的一个地方，流露出刻意与外界保持距离，但是她叼着烟斗的样子又充满了自信，即使面对这未知的世界。反而是她背上面庞黝黑的孩子睁大眼睛，紧紧盯住相机镜头──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个令人费解的怪物。妈妈故作镇定，在优雅的外表下戒备一点儿也不松懈，儿子则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惊慌，还有一点点探索欲望，这是个多么有趣的画面。我们今天在越南的山地里也能看到这幅场景，不过这种场景中的文明碰撞的色彩在不断淡去，真让人担心，有一天真的实现“天下大同”，再也找不到任何文化多样性了。画面上孩子的惊慌显然来自于别人的骚扰，他看到了一件他的生活中没有见过的器具，不知道这件怪物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更重要的是，握着这件奇怪器具的人，是个跟自己长得不一样的人！

拍照片的是个非比寻常的人物。他叫乔治·孔多米纳（Georges Condominas）。 对于公众而言，可能因为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而被人知晓，但是对于人类学的学徒而言，他早就以东南亚山地土著居民文化研究而家喻户晓。 孔多米纳于1921年出生于越南海防的殖民者家庭。也许，这种作为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的生活经验使他走上了人类学之路，而且，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东南亚。

这个展览有个隽永的名字“生活的艺术”。这是句一语双关的话。一方面，黑白底片上，玻璃展柜中展示了墨农人生活中的艺术。另一方面，则是孔多米纳的夫子自道了：他在透过墨农人认识自己。那张堪称人类学摄影杰作的墨农母子照下有一行字“Pour moi, l’ethnologie c’est un genre de la vie（对我而言，民族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真是句掷地有声的豪语。他接着解释到，“民族学是一种职业。如果职业意味着一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话，对我而言，民族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展览展出的照片和大约500件实物是他在1948年在Sar Luk村收集而来的，当时他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刚刚完成在法国本土的学业。就是这批资料，使他十年后出版了他的名著《我们吞噬了森林》。

我在河内民族学博物馆之时，好像就是孔多米纳展开展前夜。我们以人类学从业者的身份提前进入展厅，先睹为快。当时好像也见到有法方人员在最后调整一些细节，没有料到的是，其中就有克里斯蒂！

“世界真小！”

“嗯，对像我们这样从业者稀少的行业而言，尤其如此！”

历史给了两位雅克一个契机。一个雅克将自己对博物馆之爱追溯到幼年时代，虽然入读名校，但是对“非西方”艺术和文化更感兴趣，如今他已经大权在握。另一个雅克长期以来以发现“非西方”之美著称，有时常常以艺术之美和濒危文化为名触怒第三世界国家。两个雅克都有堂吉诃德风格，当他们想复制泰诺展的成功经验时，遭到了卢浮宫的地址。一个以“同一个屋檐下”为出发点的让非西方艺术进入到卢浮宫的计划，会最终导致一家全新的博物馆的出现。

埃菲尔铁塔之下，还有巴黎中心地带的最后一块公共设施空地。这里曾经是欧洲著名的艺术展会FIAC的会址。1995年初试受挫的希拉克努力游说，试图使各方接受一个全新的博物馆的计划。他不再寻求改变任何一个已有的博物馆了。这一努力颇见成效。事实上，法国人常常爱恨交织地表述，法国政府一直维持了干预人民的文化生活的传统。希拉克的游说颇为成功，当年在国庆节上就再度确认了这个计划。

另一个雅克是希拉克的铁杆支持者，其实也是新的博物馆的主要动议者。事实上，科尔沙什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了这间新生的博物馆──包括他的所有收藏和多达35000册藏书。

布朗利埠博物馆占地达25000平方米，建筑预算高达3亿欧元，这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是不多见的。它将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博物馆：它将成为一家可以傲视群雄，可以和卢浮宫比肩的大博物馆，它以收藏“艺术杰作”为己任，但是是西方以外的人们的，是长期以来被西方人忽视、漠视乃至鄙视的；它的收藏与之前的民族志博物馆、人种学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有共通之处，但它将深深地以这些博物馆对同样“平等而自由”的“其他人”的贬抑而愧疚。无论是职业人类学家、博物馆从业者，还是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甚至一般的文化人士而言，布朗利埠博物馆对他们而且是个突然变成现实的梦想。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梦想最终由一支“梦之队”去实现它。这才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诺亚方舟的内内外外。

杰曼•维亚特（German Viatte）因为长期以来对“边缘”艺术的关注和贡献被希拉克拉了进来。维亚特长期以来供职于蓬皮杜中心，对于新锐和常常给予新锐以滋养的原始稔熟于胸。他是2003年关闭并最终并入到新博物馆中的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的末任馆长。新成立的布朗利埠博物馆的藏品不可能完全重新征集，这也就意味着有的博物馆可能被关闭，整体纳入到新博物馆中。也有收藏可能被分裂的博物馆。在两个雅克主导的为非西方艺术正名的运动中，最紧张的莫过于人类博物馆了（Musee de l’Homme）。这间博物馆的地位类似与在美国所见到的自然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e History）。人类博物馆的固定收藏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史前、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收藏。这个博物馆的出现和各个部分的划分体现了十九世纪流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社会是台精确的仪器，分秒不差、按部就班地沿着既定的路线一步一步发展。欧洲人走在最前面，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居民们则还停留在最初的几级台阶上，这样，欧洲人的过去和非洲人的现在是一样的。在这个想法下，欧洲人过去的文化──“史前”和非洲人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内容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在扩展“大卢浮宫计划”还是在全新的布朗利埠博物馆计划之中，人类博物馆总是担心被分割而忐忑不安地拒绝，喊出了捍卫“完整的”博物馆的口号。维亚特多次公开公开宣称，“在考虑博物馆的完整性之前，还是先考虑它的现实性问题吧。它真的有意义吗？”他是保障各处的人类学收藏能够顺利流入布朗利埠博物馆的关键人物。

建筑设计交给了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这块地西起和埃菲尔铁塔仅有一区之隔的布尔多内大道（Avenue de la Bourdonnais），东至阿尔玛桥（Pont de Alma），因为塞纳河在这里拐了弯，因此，预留空地大体呈扇形。设计任务交给了建筑师让•努维尔。因为这是个明白无误地挑战传统西方审美观，给长期以来被贬抑的非洲艺术和太平洋地区艺术正名的博物馆，设计师需要通过建筑传递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和谐感，而这不是中规中矩的西方建筑样式所能表达的。努维尔绝非等闲之辈。他是成长于国家艺术学院的声名显赫的城市建筑设计师。他的建筑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从欧美诸国，到巴西、日本。他的建筑无一平庸，最被人广为评说的是卡地亚中心，而布朗利埠博物馆落成之后，他的代表作名单上又添一笔。“和谐”也是这间博物馆的立馆基础：保留那些长期以来被压抑、被扭曲、被取消的声音，让非西方的价值观能够和西方主流价值馆和平共处。到2006年，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建筑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它所引起的争议迄今并没有消弭，而是像经历了发酵一样，扩散得越来越大。历史上，巴黎从来不缺乏标新立异的建筑，埃菲尔铁塔、蓬皮杜中心、密特朗国家图书馆都曾经激起如潮般的赞誉和恶评，现在，轮到让•努维尔的“诺亚方舟”了。从一个普通使用者或者观众的角度看，这个建筑是值得称赞的。它的形态独特，弧形外墙面并不多见，但是形态不是以功能的损害为代价的。整组建筑没有看到什么徒具装饰意义的部分。弧面外墙上突出的方形“盒子”使这个设计没有看起来等同于随处可见的外墙圆润或者呈现为流线形的现代建筑，而那些“盒子”同样也是功能性组件。

诺亚方舟的主体展厅部分搭建在密集的粗大的支柱上，而挑空层则做成一个极具特色的小规模植物园。对于这座时尚的钢构建筑来说，如何实现与周临建筑的“和谐”是个不小的难题。努维尔把这个问题扔给了环境设计师。布朗利埠的“梦之队”迎来了另一个成员──帕特里克•布兰克（Patrick Blanc）。布兰克的工作成了整个博物馆设计的点睛之笔。以至于在开馆两年之后，布朗利博物馆的同事在向我展示博物馆时，不辞辛劳地上攀下跳，环绕整座庞然大物一周，得意地一一道出设计之妙。由于“诺亚方舟”无论在建筑形式还是色调上都与周遭建筑格格不入，环境设计师除了在临河建立起数段透明玻璃隔离墙之外，最重要的是将博物馆的高达10米的挑空层改造成为一个体现生物多样性观念的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初看起来稍嫌杂乱，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保留的植物物种极其丰富。这里既种植了大量的不知名的陆地植物，也有一汪小池和连带的湿地，呈现出湿地生态环境特征，甚至还有两块不同的沙地，分别培育来自澳大利亚和非洲的不同沙地植物。“你知道吗？这里有15000种植物！”这是个了不起的宣称──我很惭愧地发现，我的植物学知识是如此地贫乏，布朗利埠的同事们为了激发我的兴趣，特地将我带到几种来自中国的植物面前。不过，他们很快就很沮丧地发现，我表情漠然。法国好像在历史上就有植物类型学兴趣，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们的业余爱好，甚至主业就是观察、采集、描绘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把它们的种子带回去，栽种在花园之中。他们对于玫瑰有多少种的兴趣，和孔乙己对“回”字有多少种写法的兴趣一样浓厚。布朗利埠博物馆环境设计的另一个亮点是植物园旁的一栋独立建筑的外墙。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布兰克的招牌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一直痴迷于在土壤以外的地方栽培植物──石头上、树桩上、诸如此类。在布朗利埠博物馆，他不会忘记的。由于包括演讲厅和图书馆的辅楼紧挨着布朗利埠大道，墙面采用了稍微保守的形态，但是布兰克在外墙表面搭起了一个巨大的钢架，架子上装满了栽培垫子，垫子间暗埋了提供营养液的管道，垫子上栽种各种植物，数千种攀沿类和蕨类植物爬满了整面墙体。“注意！它们都是水基栽培的！” 同事们不无得意地提醒。布兰克给他的设计取了个名字“丛林”（Hairy Wall）。博物馆的环境设计就是一篇生物多样性宣言！地面呈现出的深深浅浅的绿色与周围的环境连成一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对几步之遥的埃菲尔铁塔下整齐划一、单调整齐的人工草坪的不屑。

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好在有这么多不凡的追梦人。